这即是苏力所遭遇但无法摆脱的苏力问题。
因此，此处的英国宪章就不是英国大宪章的简称。摘要: 宪法课程体系是宪法教育、宪法学研究以及构建宪法文化的重要基础，在宪法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中国近代宪法学教育发展中，宪法学课程体系经历了雏形、形成与演变的过程，从一个视角反映了宪法学教育在中国发展的进程。24《本署司袁批法政毕业员朱凤池禀私立法政学校请立案给戳由》，载《浙江教育官报》1910年第25期，第103页;《翰林院编修陈敬第等呈请开办私立法政学堂并呈公约学则请察核文》，载《浙江官报》1910年第17期，第26-28页。公共必修课一般为全国统一的素质教育课和外语课;专业必修课为教育部高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统一规定的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专业选修课则由各高校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办学特色确定，有一定的灵活性。本文以宪法学课程在近代中国演变的文献档案与资料为基础，勾勒近代宪法学课程演变的过程，为研究宪法学的中国传统提供参考资料与思路。该教材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集体编写的第一本教材，也是一本比较系统的宪法学教材。
(二)宪法学课程体系形成 1949年10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发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开设了新的课程体系，包括马列主义法律理论、新民法原理、新刑法原理、宪法原理等十二门课程。为了因应社会的需求，北洋政府教育部对清末的高等教育体制进行了改革，大学被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等七科，法政大学设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三个专业。此外，陈文对基本权利的具体化也存在误解之处，这也是导致其得出宪法具体化与实在法命题无关的原因之一。
补强论证一般发生在法理学分析结论和教义学分析结论高度一致的情形。再如，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立法机关需要根据宪法对法院的层级、管辖和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就是指宪法文本或者宪法典，宪法作为部门法之说是不宜提倡的。[31]就此而言，宪法确立的不仅是框架秩序，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公共框架秩序。
对于实在法问题，法理学分析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补强论证和理论批判方面。所谓一阶价值共识，就是具体事情上的价值共识。
现代的国法，是以区别其全部为公法或私法为当然的前提的，对于国家的一切制定法规，若不究明该规定为属于公法或私法，而即欲明瞭其所生的效果和内容，盖不可能。然而，陈文将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对立起来。根据陈文的分析过程，所谓法理学分析，是对法律的整体性分析，这种分析会跳离法教义学分析所依赖的文本，而从更为抽象的意义上揭示法律的性质。[20]前引注[1]，陈景辉文。
立法、法律适用和法律合宪争议处理，是体现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的三个基础环节。内容需依托于效力而实施，否则，宪法作为最高法也会有名无实。而这些规范就是宪法作为公法规范及公共价值秩序的具体化的结果。其次，宪法和法律的区分具有规范依据。
很显然，张翔提出的在宪法框架秩序内划定边界和赋予形成自由，更被宪法学界所普遍接受，代表着宪法学界的普遍共识。[28]拉兹的宪法概念的第一个特征强调了宪法定义了政府不同分支的主要机关的组成与权力。
因为，关于宪法的政治哲学分析只是回答了为什么需要宪法以及宪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其与宪法实际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由宪法统领法秩序根本上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前者是最高法的实体内容，后者是最高法的程序内容。
私法则强调对所有私法主体均平等对待，其权利义务配置具有对等性。这两项内容本来包含于拉兹宪法概念之中，但被陈文有意无意地省略。就此而言，变更规则是承认规则的具体化或者至少部分是其具体化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就此而言，宪法兼具最高法和公法是理解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的基本前提。其从部门法理论的初步反省，再到法理学层面的釜底抽薪，最终彻底否定了宪法具体化理论。[1]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
基本权利规范系调整公民和国家之间关系，而国家目标条款是确定了国家行动的方向，均属于公法规范。[2]前引注[1]，陈景辉文。
同时，在哈特的理论中，陈文所说的承认规则、变更规则和裁判规则等二阶规则，也的确有授权规则的意义。另一方面，这种表述即使成立，由于这里的法律只是一个表达宪法产生的事实条件的隐喻，并非实在法意义上的法律，因而，宪法作为法律环境或者宪法是法律环境的恰当反应的命题，与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问题没有直接关系。
宪法是法律中的法律是广义的，而宪法和法律中的法律则是狭义的，特指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立法程序制定的文件。第二层次，通过初步反省，指出三重关系说的逻辑问题。
陈文提出，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不能用宪法和法律的关系来表述，因为这将违反宪法是法律的基本前提。一是可能性与必然性的混同。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将宪法界定为政体就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这层含义。所谓正义环境，是指决定了正义原则、政治原则或合法性原则之所以得出的事实条件。
更何况，哈特的理论与陈文所说的不支持宪法具体化恰恰相反，而是能够支持宪法具体化。[38]前引注[1]，陈景辉文。
这其中蕴含着将其他价值纳入价值共识的可能性。陈文关于价值命题这部分论述的标题——作为法律环境的宪法已经对此给予了清晰地展示。
只有明确区分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关系意义上探讨宪法和部门法关系，才能正确理解这一关系的本质。[25]前引注[1]，陈景辉文。
论者可以说，在实在法层面部门法是宪法具体化成立或不成立，但说二者无关就有些不可思议。[40]参见前引注 1，陈景辉文。[41]但是，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宪法观并未无视自由、尊严等基本价值，而是将其从自由主义式的先验结构转换为共和主义式的作为共同体的维持条件。三、概念命题与部门法的宪法具体化 由于陈文在实在法命题的分析中，得出了实在法命题与部门法是否是宪法具体化无关的结论，从而有意无意地将论题引到法理学领域。
[12]对部门法作出作为框架秩序的宪法的具体化定位，为立法的民主过程预留了足够的运作空间，也为宪法和部门法的交互影响提供了可能。实施法和实施细则具有一定关联，但并不能画等号。
凡是涉及公共性的立法，立法机关便具有在宪法确立的公共秩序框架内具体化宪法的义务。得出违反常识的结论常常是理论进步的开始，但是，应当给出充分的理由。
关于陈文对拉兹宪法概念第1项特征中组织法规范的省略，前文已经提及。在国家权力和基本权利两项内容中，基本权利更具有优先的地位。
